“圣年”——有什么成就？

1975年被罗马天主教会定为“圣年”。当教皇保禄二世于1974年十二月廿四日的圣诞前夕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打开“圣扉”时，圣年即告开始。

现在那一年已经结束了。“圣年”究竟有什么成就？它达到了什么目的？至低限度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这一年获得改善的结果吗？倘若这件事为上帝的支持，我们自然应该按理期望他会加以祝福。

圣年的目的

罗马天主教会在1300年开始定立圣年。当时教皇庞尼非斯六世下令订立特别的“恩年”。天主教徒应邀前往罗马，在多处被视为神圣的古迹地方敬礼。那些按照特定方式崇拜的人可获免罪，意即罪的刑罚得以赦免。

在起初，圣年被定为每五十年一次，后改为每二十五年，战争或灾祸使人难于前往罗马则为例外。在本世纪，经常的圣年是1900,1925,1950和1975年。但有时天主教会又颁布特别的圣年，例如1933年。

1975圣年的目的是什么呢？美国克利夫兰《快报》评论说：“虽然教皇所最重视的是内部革新，可是接近保禄六世的一位高级教士说，教皇同时寄望在圣年能平息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重大不和，这种不和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的改革浪潮所引起的。”该会议在十年前召开。

罗马天主教会近年大受内部意见纷歧的风暴所打击。教士和教友纷纷对教会的教义和仪式提出争论和挑战，结果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分裂。美国密芝根州摩斯奇更《纪事报》以大字标题描述此种情况说：“天主教会在多变之海中挣扎”。

天主教会在一国复一国面临这种情况。这在各地造成了极大的难题。因此，在1974年十二月杪圣年行将开始时，教皇保禄呼吁团结与和解。他声称教会深受“极端意见纷歧”所威胁。事实上，他在此之前曾将意见纷歧称为“流行病”，并说它会传播与此有关的“危险的”政治和社会见解。教皇慨叹说：“这种现象有如流行病一般在我们社会的文化领城中蔓延，使我们感到极大痛苦。”

教皇同时声称“挑战分子”已在教会划下“深切的伤痕”。他指责保守和革新两派均威胁到教会的团结。他呼吁人从“天主教的异议、惯常的争论、尖刻的批评，……从暗中或明目张胆的反教”和解。

另一个希望

天主教人士也希望教会的另一个棘手难题会在圣年和缓下来。这个难题便是，许多教士、修女和上教堂的普通教友相率舍弃宗教生活。

教皇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的教士代表时告诉他们说：“由于许多教士变节反教，这个荆棘冠把我们苦透了。”在此之后他曾一再申述教士和平信徒反教所造成的苦恼。

因此，仅在圣年开始之前，罗马的《纪元报》报导说：“保禄六世提出戏剧化的警告；天主之家‘看来已注定消灭’。”

《纪元报》补充这项评论说：“显示教会正在衰落的数字有加无减：从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日，在意大利已有一万名教士放弃圣职，今后10年内我们大多数神学院必须关闭，信徒之中仅有百分30参加弥撒，只有百分之10在星期日领圣体。”

圣年有达成它的目的吗？它的主要目的，“革新与和解”，已达到了吗？近年来天主教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巨大分裂已消弭了吗？反教的浪潮已停止了吗？

无法挽救

观察家们一致同意，1975的圣年并没有提出挽救之力，“革新”或“和解”也没有任何具体办法。

甚至天主教权威人士也承认此说。教士兼社会学家格里利在三藩市《纪事报》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声称：“有一项阴谋使天主教会丢尽面子。很不幸地，这项阴谋是内部的，”那便是，阴谋出于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就是高唱希望挽救的那些人。

格里利声称，尽管渴望在圣年中出现革新与和解，教会权威人士却采取行动使创伤加剧而非予以医治。他指出下列的例证：

“信仰圣所（即以前的检邪圣所或异端裁判所）最近对保守派的瑞士神学家汉斯·孔格发出谴责，虽然孔格已同意不再写作引起争论的文章。

“同一圣所以再度主张恢复书籍检查的旧制度来举行伟大古生物学家兼神秘主义者查丁的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圣大高的利奥·马哈主教已拒绝全美妇女组织所有份子支持堕胎的宣言。”

格里利说：“请记得，这一切事都是发生于和解的圣年当中的。”他继续说：“对汉斯·孔格没有和解。对全美妇女组织没有解放。对天主教作家没有自由。”尽管有“许多教会［权威人士］正在推行一种怀柔的社会主义，称为‘自由神学’，美国教会正在进行出版一本建国二百周年的讨论书籍，题名为‘人人得享自由与公平’，这项事实仍然存在。”

可是，这位教士指出，教会所采取的抑制行动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何以没有呢？他说，因为“教士依然准许全美妇女组织的会员领圣体，汉斯·孔格的书依然高踞德国最畅销书的首座，天主教作家们也极少将新的检查制度看作认真。”

因此，尽管教会领袖们在圣年中高呼“和解与革新”，他们却同时颁令谴责、逐出教会和恢复检查制度。于是，教会内部遂有人提出激烈抗争或拒不受命。显而易见地，圣年根本没有在教会的教士或平信徒当中促成“和解”或“革新”。

这一切事情促使格里利声称：“当然，这乃是一头垂死之兽的最后摇尾。这是旧式教会官僚主义的垂死挣扎。”

继续衰退

圣年对教皇的“荆棘冠”即教士和修女的减少，无补于事。圣年也不能遏止平信徒的反教浪潮。

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斯主教基连尼奥说在圣年当中，天主教会“在整个组织上经历到‘分崩离析’，”他指出参加教士职务的人数剧减，上教堂的人数也锐降。他补充说：“许多天主教徒受世俗及其见解所模铸过于接受基督和教会的思想。”

圣年一开始时，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邮报》宣告“教士和修女严重缺乏”。这种缺乏不但继续下去，甚至进一步恶化。愈来愈少人皈依宗教生活。据美国天主教官方报导，“神学院学生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55.5，作见习修女的女子数目减少了百分之81.2。”

因此，对脱离教会或死去的教士和修女的补充数目遂日益减少。这种趋势的证据之一从美国底特律的《自由快报》在1975年的报导可以见之，它宣称：“罗马天主教普世的修女数目在以往四年减少了百分之24.6。”

至于平信徒方面，据《时代》杂志报导，美国在1963年还有百分之71的天主教徒每周参加弥撒，但现时仅有百分之50。报导指出，经过教会数十年来反对堕胎的立场之后，现时已有不少天主教徒在思想上与教会的官方教义大相径庭，目前有百分之70的天主教徒认为已婚妇人若是自愿，便应该获得合法堕胎。此议在以前仅有少数人赞同。

同时，目前有百分之83的天主教徒赞同以人工避孕法节育，但在十年前仅有半数左右的人赞同。今日只有百分之32的天主教徒接纳教皇绝无谬误的教条。只有百分之42的天主教徒接纳耶稣将教会的元首权柄授予使徒彼得的论调。

情况在一国复一国地大致相同。例如，在意大利，教会当局承认目前经常上教堂的教徒不及三分之一。在匈牙利，全国六百万名列入教友名册的教徒中仅有四分一人被认为是勤于上教堂的。在圣年当中从伦敦发出的一项报导说：“罗马天主教在伦敦和威尔斯的教会人数以一年250,000人的比率减少。教会所获的改信者数目降至本世纪的最低点。”该项报导也透露“天主教在英国和威尔斯的信徒大规模失去信心。”

不论在教士或平信徒当中，1975圣年已证明对“和解”或“革新”均没有产生任何具体效果。人们继续相率脱离教会。

教会在意大利的不祥趋势

在天主教会的心脏地带——意大利——发生了一项威胁性的改变。那里不仅上教堂的人数大减，不仅教士和修女愈来愈短缺，而且目前有另一项不祥的威胁正向教会进迫。

这项威胁是什么呢？那便是教会的大敌现时正大举侵入意大利的居民，特别是青年人当中。这个宗教敌人便是共产主义。虽然共产党对宗教和其他政治思想正采取随机应变的方式，但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没有改变。这目标就是在共产主义得势的地方，宗教的影响力和权势必须加以铲除。

在意大利，共产党已非常接近操纵或加入高层政权的地步。1975年十二月二日的纽约《时报》报导说：“意大利共产党已控制或加入许多地方政府，其势力伸展至全国二十个州中的五个州，九十四行省的三分之一；同时，除了罗马以外，那不勒斯以北的每个主要城市均在其势力之下。”

此种势力侵入由教会所掌握的政权或教会所支持的政党从圣年六月所举行的选举结果可以见之。尽管梵蒂冈声援它所支持的政党，共产党候选人却差不多在各地均获得最高票数。他们在北部各大城市成为主要政党，并且渗透南部，甚至在那不勒斯选出一位共党市长。

在目前以全国而论，意共票数比当权政党的票数仅差百分之2。也许最能显示趋势不妙的一项事实是，大多数的青年选民都投共党一票。

在过去三十年，意大利的天主教官方主张是反对共党候选人担任公职。天主教徒一再受到警告不许投票选举共党，否则便有被逐出教会之虞。在圣年的七月，伦巴底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团声称，曾鼓励意大利人投票选举共党的教士必须正式撤销言论或面临逐出教会的处分。

梵蒂冈的《罗马观察报》刊载一项由北部意大利主教团发出的宣言，对六月选举的结果，共党获得二百五十万票数，差不多凌驾梵蒂冈所支持的当权政党一事“大表不满”。在圣年之末的十一月，教皇保禄发出新警告，指责拥护共党的天主教徒。可是这些警告显然被愈来愈多的人当作耳边风。

因此，考虑过这一切事实之后，我们必须作出的结论是，对罗马天主教会来说，1975年绝没有任何足以称为“圣年”的理由。“圣年”它既没有达成“和解”，也没有促成“革新”。反之，天主教会的烦恼继续在各地增加，甚至在它的权力中心，意大利，也不例外。

不，从任何意义说来，1975均不能说是“圣年”。它不是圣年的最大理由是，它并非出于上帝的。正如诗篇127:1指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